译论 | 王智锋、王和平：翻译的“道”与“器”——对我国翻译理论构建之建议
摘要：《易经》中讲:“形而上者为之道, 形而下者为之器。”本文从“道”与“器”的层面, 解释什么是“道”, 分析很多翻译在开始就违背了道, 偏离了事物自身的是其所是。本文以《道德经》的翻译、《三字经》的翻译及其它一些翻译现象为例, 分析了一些译本背离道的原因, 探讨如何才能使翻译回归道。反观我们的翻译理论, 本文从纯语言与道、信达雅与道、译者风格与道、对等理论与道、二元选择与道、翻译审美与道、译者之道等各方面论述了对翻译的认识, 希望有助于本土翻译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翻译; 哲学; 道与器;
一、引言
《易经》中讲:“形而上者为之道, 形而下者为之器。”我们很多的翻译偏离了道, 偏离了翻译本身, 偏离了事物的是其所是。研究翻译的“道”与“器”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对翻译有更深的认识, 反观我们的翻译理论, 规范我们的翻译行为, 使我们成为得道之人。在中国知网检索“翻译道与器”没有搜到文章, 说明我们的本土翻译理论还比较欠缺。赵彦春教授于2016年12月29日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做了一场学术讲座, 其中提出研究翻译的“道”与“器”。在我们引进和介绍西方翻译理论之时, 笔者也希望能够对本土翻译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一点建议。
二、翻译本质之“道”
(一) “道”与“器”的来历
《易经》中讲:“形而上者为之道, 形而下者为之器。”道是不变的、绝对的、无维度的, 是无、是本、是体, 而道成肉身则为器———它是可变的、相对的、有维度的, 是有、是末、是用。由于道的缺失, 我们的很多学科流于纷乱的表象而失之于本, 偏离了事物自身的是其所是, 尤其是翻译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道。此文中探讨的“道”与“器”有多重含义, “道”有道路、方法、道理等含义, “器”具有器具、工具、方法等含义, 笔者后文会详细论述。
(二) 翻译的定义与“道”
很多书上说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和实践。其实翻译不仅仅是对等文字的转换, 还包括依据道或纯语言及各自系统规律的最优化调变, 即化境或投胎转世, 可以表示为:翻译=言语转换+化境 (translation=transformation+transmigration) 。从“道”的层面讲, 仅仅有言语转换往往会导致是其所非, 而言语转换与投胎转世合取才能保证翻译的是其所是。
(三) “道”的译法
赵彦春教授从词源学、语义学、哲学、神学等方面进行东西方的对比, 分析了为什么“道”要翻译成Word, 而不译成Way或Tao?他将“道德经”三个字译为“The Word and The World” (赵彦春, 2014:1-3) 。“道”本来就有“说”的意思, 可以生出万物。西方也是道生———上帝说有了光, 便有了光, 上帝说有了什么, 便有了什么。英语字母表中V和W相毗邻, 为近亲, 形似, 本同源。“Word”本义为“生”, v或w开头加元音是潜在的模板, 可以生成很多词, 如worth, virtue, virgin, virus, very, world等, 如同道家“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赵彦春教授将“道可道, 非常道”译为“The Word that can be worded is not the word per se”, 可见还原了“道”。
(四) 《三字经》的翻译之“道”
“道生”决定了事物的是其所是, 《三字经》之所以是《三字经》是由“三字”所决定的。赵彦春教授将《三字经》翻译成Three Word Primer便有了是其所是的关联性。译文“人之初, 性本善。性相近, 习相远。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The same nature/Varies on nurture.” (赵彦春, 2016:1-3) 除了“earth”和“birth”“nature”和“nurture”押韵之外, 用词也体现了“初”、“性”的文化内涵。“Nature”是“性”, “nurture”是“习”, 前者是自然孕育, 后者是后天习得, 前者是万物之“道”, 后者体现的是万物的“德”。“道”与“德”合起来构成万物。中国的道德是一种哲学, 可以说是一种本体论、方法论, 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五) 语言差异之“道”
赵彦春教授用“道”的思想分析了当今语言学研究中的现象和问题。他以“我喝水”这句话为例, 在增加了补充成分以后, 不同的语言可以产生不同的排列形式, 如“我喝水不”和“我喝不水”。至于不同语言的语序, 道成肉身则为器, 即“道”成具象之后, 必须有形体, 我们就赋予语言成分顺序。因此我们只有破译语言密码, 才能从根本上把握语言和翻译的本质。比如“道常无名”的三个译本: (1) The Tao, considered as unchanging, has no name. (Legge) (2) Tao is eternal, but has no fame (name) . (Waley) (3) The Tao is nameless forever. (G.Z.K.) 第三种译法说道永远是没有名字, 道的名字不就是道么?按照数学的排列组合, 可以有二十多种字的排列, 如“道名无常”“道名常无”。“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这和“我喝热不茶”是一个句式, “菩提”和“树”本是连在一起, 是一个词, “菩提”和“树”之间加了否定, 只是道成肉身则为器, 我们要赋予它形体时必须有一个线性排列。从道的层面来说,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出发点就是违背“道”的。语法的本质并不是线性排列, 语法并非公式。道成肉身则为器, 语言一旦赋予形体, 必然有一定的象, 把交织在一起的多条线性思维用一条线表述, 排成一列, 必然有个先后,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排列方式。
(六) 思维闪像与“道”
我们听到一个词, 比如“apple”, 我们会立刻反应过来这个词是“苹果”, 很多人认为这种转换就完成了词的翻译。其实不然, 在大脑中, 英语和汉语不应是直接对应的, 认知过程还有大脑中的那个红色的苹果。在理解英语语言时, 我们往往要借助汉语, 不能直接从英语解码, 解读它的意义, 没有经历表象和概念的加工, 这是违背“道”的。表象 (image) 是事物不在面前时, 人在头脑中出现的关于事物的形象。 (彭聃龄, 2012:284) 心理学将表象看作是已经储存的知觉像的再现 (记忆表象) , 或经过加工改造而成的新的形象 (想象表象) 。 (王甦, 汪安圣, 2016:132)
笔者将思维闪像 (Mental Image Flash) 定义为概念激活时大脑对应的形象或抽象思维片段。思维闪像和“道”与“器”是相通的, 思维闪像不简单地是一个概念对应的形象, 也可以是抽象的思维过程片段, 甚至是不可言说的“道”。我们讲“大象无形”, 思维闪像是象, 象既是道, 又是器。翻译过程的各种信息加工处理, 包括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的选择都是基于思维闪像的。文学翻译语言的深刻意义、诗歌翻译的意象美、读者的审美联想, 都包括在内。比如“姑娘”这个词就是人瞬间产生的几乎无意识的审美意象, 而我们大脑对于姑娘又是模糊的、朦胧的。道的境界就是游刃有余, 熟练到无意识的状态, 笔者从道家哲学来研究思维闪像, 即翻译的这种无意识的思维过程, 可以说是基于思维闪像的翻译理论构建策略。
Schmid (2016:543) 提出,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应该“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比如基于经验的概念语义研究、基于使用的语言研究”。Zlatev (2016) 预言, 未来几十年里, 认知语言学可能会与生成认知科学和认知符号学相融合, 从现象学视角研究心智和意义。在口译学习中, 往往很多人认为理论没有用, 理论和实践脱离。笔者认为要做好口译可以多学习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和理解意义, 而且口译不光要理解意义, 还要进行认知过程的协调。
视觉化 (visualization) 是口译中的一种方法, 建议学生通过想象的方法, 将注意力集中在讲话的意义上, 而不是字词上。 (塞莱斯科维奇, 勒代雷, 2013:13) 同声传译是不打断发言人前提下, “几乎”同时进行翻译。口译员翻译上一句的同时在听下一句, 即“一心二用”。按照心理学的注意力分配原则, 要同时做两件事, 其中一件事情必须熟练到自动化, 即无意识的状态。例如一边骑自行车一边说话, 人意识不到自己在骑车。同声传译过程需要在翻译上一句的同时听下一句, 同时做两件事, 对于同声传译员来说他的翻译已经非常熟练, 已经无意识化, 可将主要精力放在听下一句上。那么他的表象和概念的产生和加工过程也是无意识的, 就像我们处理汉语一样。如果能运用视觉化的方法, 将使得抽象概念形象化, 将便于记忆且增加学习兴趣。这对同声传译过程缓解记忆压力, 加强瞬间记忆大有裨益。
三、翻译理论与“道”
(一) 纯语言与“道”
本雅明认为, 纯语言是最高级别的语言, 是理想的完整语言。纯语言存在于各个具体语言之中。个别语言的独特意指方式有其局限性, 表明他们需要互相补充, 汇合成一个整体, 才能完整地表达意思。 (Venuti, 2004:18-24) “道”即言, 派生万物之言, 而体现我们的言说意义的“言”、“道”与“纯语言”完全一致。宋代理学家陆九渊说:“我注《六经》, 《六经》注我。”一个词的意义, 不断地有人解读, 不断加注, 最终也就成了自己的解释, 成了自己知识的一部分。庄子说:“夫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齐物论》) 我注《六经》是我不断解读, 不断给《六经》加注, 如同做的读书笔记, 这是翻译理解之“道”。“《六经》注我”正如“为道日损。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六经》可以放在一边, 我胸有成竹, 《六经》全部融入我心, 成为我心中的“道”, “《六经》注我”也是翻译至高的境界。
我们的翻译不能完全传达源语的意义, 因为意义的“道”是说不完的, 是无止境的, 我们不断地解读就会不断产生新的意义, 我们的翻译在追求“道”, “道”是至高的境界, 永远达不到的境界, 这也是本雅明的“纯语言”之“道”。
(二) 可译与不可译
我们一直争论可译与不可译, 例如下面的两句诗很多人认为不可译, 因为“wife”和“life”没法押韵。
Translation is my wife, translation is my life.
笔者将其译为:
姑娘蓝桂芝;
穿四服美身。
浓情私语声;
天地你我知。 (王智锋译)
用“姑娘”一词更有诗意, 在译者眼中, 永远年轻美丽。姑娘是善良的, 具有意象美。姑娘名“蓝桂芝”, 对应“language”, “蓝”色代表梦想, “桂”来自桂林山水甲天下, “芝”代表名贵。“四服“指四季的服装, 翻译理论和实践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语言原本是一家, 只是外表不同, 如同衣着不同。因为原本是一家, 所以可以交流。我们把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和实践称之为翻译, “穿四服美身”是“Transformation”的谐音。爱是浪漫的, 爱应该有四季的美, 经历春夏秋冬, 一直陪伴, 一直相守。“私语”让读者去猜, 你们到底说了什么?“私语声”构造出一种画面感, 做学术仿佛与姑娘对话。私语的内容让读者去想, 让读者去猜。“浓情”和“私语”一强一弱相对, 情很浓, 动作却很轻, 彼此很温柔, 仿佛一种缠绵, 因为学术需要的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 而是长期的坚守。而“天地你我知”,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 讲对天和地的敬畏, 笔者在这里加上天和地就爱得更深了, 而且可以构建出一种生态美。这首译诗是用实践来阐述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 “道”是需要实践的, 不是靠说的。笔者同时也是用译诗阐述翻译的本质, 阐述翻译之“道”。
Toury提出操作规范 (operational norms) , 包括母体规范 (matricial norms) 和文本—语言规范 (textual-linguistic norms) 。 (Toury, 2001:54-69) 有学者将母体规范称为矩阵规范, 笔者将两句诗译成四句, 其实也就是在母体规范上操作。我们看花开花落、草长莺飞, 其实形式如何变化, 灵魂还在, 精神还在, 从道的层面来理解傅雷的“神似”和“形似”, 舞者变换了舞姿, 还可以展现她的风貌。正所谓“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可译性在于生成另一种形式, 依然可以传神。
(三) 翻译标准与“道”
1.“信达雅”的自然本源
笔者认为, “信”来自于对自然的敬畏,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由人译出的译文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而“不忠实”来自于我们人作为主体可以改造自然的意识, 但是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改造自然。人对自然的敬畏使得我们对原自然环境轻易动不得, 而改造也是为了美化自然, 翻译中的改写也是对原作的完善。翻译能在另一种文化中投射出作者及原作的影像 (image) , 使其超越源语文化的范畴, 因而是一种最显而易见的改写方式, 具有最大的潜在影响力。 (Toury, 2001:23-28) 而“达”或者说“顺”, 来自于对自然的顺应, 我们经常会说读起来自然, 人作为自然的生命体, 翻译的认知符合人的活动规律。而“雅”来自于对自然的审美, 这种审美境界是最高境界。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审美自然三位一体, 构成“信”、“达”、“雅”的本源。
2. 翻译标准归一
笔者认为翻译的标准只有一个:“说人话。”为何如此简单?古人云, “大道至简”;古人又云, “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异标新二月花”。《道德经》中也有“大道甚夷, 而人好径” (《道德经·第五十三章》) 。从功能语言学讲, 我们在人际交往中看意义, 语言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某种功能, 如何将话说得恰到好处, 满足人文社会的需求, 这即是翻译之道。“说人话”即用人际交往所需的语言进行表达 (Express with the words tha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eds) 。在外交场合, 一国官员对另一国的女士说:“You are a fox.”“Fox”有狐狸精的意思, 但我们会译为:你很有魅力。我们回归单纯, 回归自然, 人和景色一样很迷人, 很有魅力。正所谓:“礼者, 世俗之所为也;真者, 所以受于天也, 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 不拘于俗。愚者反此。” (《庄子·渔父》)
王和平教授曾谈及翻译理论的绝对的普适性的问题, 具有绝对的普适性的翻译理论是没有的, 我们研究翻译理论的普适性, 不是说为了得到一个万能的普适性的理论, 而是说可以回归道的层面, 获得对于翻译理论的启示。《老子》说:“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到了后来的阶段提出了“最简方案”, 正如“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翻译理论也是从简到繁, 再从繁到简。《道德经》中讲“名可名, 非常名”, 我们建立翻译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名”的体系, 由很多个关键词构成。对“名”的认识即是对“道”的认识, 例如什么是语言学、什么是翻译学。西方哲学重形式逻辑和理论推导, 中国哲学既重理论又重感悟。在翻译理论的构建上, 我们应发挥本土传统文化的优势。笔者认为, 如何把一个“名”做到最简的过程就是得“道”的过程。
3. 忠实与改写之“道”
我们评价译作时, 要抓大放小, 不局限于严复的信达雅, 因为如果局限于此,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和严复的译作是矛盾的。谢天振用勒菲弗尔的理论分析严复所译的《天演论》, 认为严译《天演论》正是最典型的对原文的一种“改写” (谢天振, 2013:190) 。原文unceas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 严复译为“战事炽然, 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遗留”。原文只是讲自然选择的法则, 并没有说战事, 是严复加上去的, 将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当时面临的历史事件结合, 发人警醒。译文虽然没有谨守严复所说的信达雅, 但是却改变了千千万万国人的思想。因此翻译批评时, 我们看到引入先进文化, 促进历史进程是主要的。但应强调, 改写是一种“器”。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本真 (virtue world) ”的概念, 本真是人物内心的真善美所要构建的世界, 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 就成了它相对应的现实世界 (real world) , 现实世界看到的往往不是“道”, 笔者认为翻译的改写, 可以改写事件, 但不能改写本真。
4. 忠实的本质之“道”
国内翻译界普遍认为许渊冲先生主张求美重于求真, 从而导致他译诗的不忠实。这是对许渊冲翻译理论的误解, 只是人们对于“忠实”的理解, 有所不同而已。其实, 人们所谓的“真”, 往往是低层次的忠实;许渊冲所谓的“美”, 是高层次的忠实。 (张智中, 2017:143)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 他提出以“创补失论”, 许渊冲的忠实是一种求美、是一种求真, 这种求真已经超越了字面上的忠实于原文。美是使一切事物成为其美的那个品质, 加到任何一个事物上面, 就使事物成为其美。 (杨辛, 甘霖, 2012:17) 笔者认为, 虽然有时候进行了改写, 但是并没有丧失真善美。有时候将原诗的情感通过另一种方式来传达, 如果传达了另一种美, 新的美和原来的美本质是相通的, 那也是一种忠实。关于美的忠实, 它不在于外在的形式, 而在于其内涵。比如说red译成green, 就文字而言不对等, 它是依据语境和语篇的忠实, 就是把一种审美形式转化成另一种与其本质相同的审美形式, 是忠实于原文所产生的审美联想。这不是简单的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而是“信、达、雅”的发展。
(四) 二元选择与“道”
“有”即是“无”, 翻译的美妙也在于没有说出来的部分、被人解读出来的部分。正如“物或损之而益, 或益之而损” (《道德经·第二十四章》) , 直译也好, 意译也好, 得其“意”忘其“形”, 我们丢掉了“器”, 而得到了“道”。拿直译与意译来说, 一事物的“名”只能反映它的部分意义, 我们对于字面意思的理解只能反映它的部分意义。而对于绝对的完全的意义理解又是不能言传的, 因为反映事物本质的道是不能言说的。我们讨论直译和意译、归化与异化、显性翻译与隐性翻译、隐身与现身等很多二元选择问题, 都是在器的层面讨论问题, 没有进入道的境界。也就是我们讨论的是可道之道, 而不可道之道才是至高的境界, 即将这种“道”化于无形当中, 游刃有余。“彼节者有间, 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 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弱新发于硎” (《庄子·养生主》) 正是我们得“道”的过程。
(五) 对等理论与“道”
对等理论的提出是基于英语、法语、俄语等语言, 它们都属于拉丁语系, 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可以很大程度上实现对等, 但是汉语与英语有很大的差异, 要实现对等是很困难的, 而且是违背“道”的。就像不同种的植物是不能对等的, 要实现对等就如同钱锺书所说的“投胎转世”, 赋予原作新的生命。原作与译作属于不同的生命体, 译作带有原作的基因, 译作从原作孕育而生, 加之生命体生活环境不同, 受自然环境影响而变化, 是不可能对等的。所以从道的层面来说, 对等只适用于同一语系的语言。从哲学上讲, 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学者在追求消灭差异, 这是违背“道”的, 差异只能减少而不能消灭。
(六) 译者风格与“道”
文学风格是指作家的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中通过言语组织所显示出来的、能引起读者持久审美享受的艺术独创性。 (童庆炳, 2013:281) 我们普遍认为好的译文入口后, 荡然回味, 绵绵不绝, 接近大自然水的味道, 如轻风细雨, 如潺潺溪流滋润心田, 或如急雨阵雨酣畅淋漓, 读来畅快, 给麻痹的人以惊醒。“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道德经·八章》) 水具有非常接近“道”的特性, 水不与万物争, 可以滋养万物、滋养人类。水温柔, 是大自然母亲的品质, 水虽柔弱但具有力量。文章的风格可分为“刚”和“柔”两类, 而水就具有这两类特点。笔者认为, 从哲学上讲, “豪放派”和“婉约派”就源于此。
四、翻译批评之“道”
(一) 翻译批评标准之“道”
1. 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
制定翻译标准要看译者的水平, 横向来看, 译者的水平是发展的, 纵向来看, 译者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器”有多重含义, 但都是相通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拿着一个器 (器具) 去衡量事物时, 这个器具是不是合适, 如果不合适, 我们需要更改我们的器 (器具) , 如果“器”不对, 如何得“道”呢?
我们往往在评价译文时认为雅的译文就是好的译文, 而使得原作能流芳百世的并不是语言的雅, 而是深刻的内容。比如林肯的《演讲词》, 那么铿锵有力的语言, 用了太多华丽的词汇反而会显得矫揉造作。因此雅的要求从本质上讲, 并不是译语必要的。从“道”与“器”来讲, 很多人追求的雅, 初衷是为了追求“道”, 最后反而成了追求“器”, 成为一种做作。笔者认为, 真正的“雅”是一种“无为”, 在翻译上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辞藻或多么高级的句式来“有为”, 已经心领神会, 对这些已经做到“无为”, 可以说成为“语言的巨人, 行动的巨人”。这种“行动”或者“有为”, 是“无为”的“有为”。
2. 文体与翻译批评
有学者认为, 赫胥黎的《天演论》体现的是西方的思维方式, 是一种假设演绎, 而严复用古文, 有一种说教的色彩。西方教育模式和中国教育模式不同, 西方崇尚老师和学生平等, 而中国老师和学生之间往往有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天演论》当中所体现的假设演绎, 可以挑战权威, 可以质疑, 可以反驳。而严复用古文这样译有着过于权威、言传身教的色彩。笔者认为, 当时的中国需要的就是警醒麻木的中国人, 改变需要的是一种敬畏, 需要树立严复这样一种权威, 需要由上到下的作用力。当时需要这样一种方法, 这样一种“器”, “道”和“器”之间可以转化, 当我们得“道”之后, 又可以改变方法, 改变“器”, 以接近更高的“道”。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第一篇《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译为“National Crisis and Heroic People”。笔者认为“national crisis”中“crisis”与整篇文体不符。“Crisis”是危机, 而原文整篇文章都是在讲艰难的道路, 那种险峻奇绝壮绝的美, 并不是在讲crisis, 笔者认为可译为“National Tribulations and Mighty People”。“雄健的”一词张译为“heroic”, 笔者却认为英雄的人不一定雄健, 英雄只是一种精神, 我们国家的人民还需要党的领导, 这样才能强大, 光有英雄的气概是不行的。在奇绝壮绝的地方, 不光靠英雄气概, 也需要智慧, 而且要欣赏沿途的美景, 这样的人不光要有英雄气概, 而且还有情调, 在心理上或者说精神上是非常积极乐观的、是强大的。
(二) 翻译批评的精神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第一句:“历史的道路, 不会是坦平的, 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 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前半句张培基先生译为“The course of history is never smooth.”笔者认为, 这个平坦是相对总体而言的, 就是说道路有时是平坦的, 有时是崎岖的, 所以从总体上来说不会是平坦的, 而且原文并没有说历史的道路永远不会是平坦的。所以笔者将其译为“The course of history will not be smooth.”张培基先生将后半句译为“It is sometimes beset with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and nothing short of a heroic spirit can help surmount them.”笔者将后半句译为“Confronted with the realm with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sometimes, we can only surmount them with our heroic spirit.”笔者认为, 这个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是人遇到的, 不是道路本身遇到的, 所以就没有用It, 还有“境界”一词有其文学意义, 所以就译了出来。
笔者认为翻译批评应以人为本, 有分歧, 有争执, 以无为的态度处之, 在译者和批评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正如“为无为, 事无事, 味无味。大小多少, 抱怨以德” (《道德经·第三十六章》) 。笔者对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提出一点翻译批评, 希望翻译批评呈现出一种繁荣和谐的景象。我们的翻译批评并不是要在译者之间决个胜负, 而是希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五、翻译审美之“道”
《老子》的这套理论, 不仅是一般的哲学观点, 而且可以看作是一种美学理论, 这个理论很可以说明审美意识之产生的根源。 (张世英, 1993) 道家提倡自然朴素无为, 老子将自然主义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笔者认为, 人有一个天 (law of society) , 自然也有一个天 (law of nature) , 以人之“天”合自然之“天”, 人必须让“天”进入自己的内心。
我们不光要学会对翻译的审美, 还需要以一种审美的心态来进行翻译。在审美中, 主体只有与对象高度统一、融化物我之间的界限、摆脱实用功利的考虑, 使心灵处于“澹兮其若海, 颶兮若无止” (《老子·第十二章》) 的境界, 才能进入审美最高层次 (朱晓鹏, 2007) 。《庄子》中“庖丁解牛”、“宋元君的画师”都是在高度自由的境界进行审美创造的故事, 那么翻译也如此, 这也能更好地理解“化境”的道家思想之源泉, 也就达到了许渊冲所说的“知之好之乐之”, 也就达到钱锺书所说的“化境”。
从科学上来讲, 庄子所说的境界就是人的大脑处于α脑电波状态。阿尔法脑波8-13赫兹/秒, 是人处于灵智频出的状态, 最适合做创造性的工作, 翻译当然在内。巴洛克音乐每分钟约60拍, 与人类的脉搏和呼吸频率大致相同, 而且在这种音乐激发状态下大脑能分泌多种脑啡肽, 促进大脑的思维。平日我们的创造力被压力所压抑, 即藏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 通过α波催眠能够使潜意识中的东西浮现出来。此篇论文也是笔者在α脑电波状态下的思考和感悟, 运用现代心理学之“器”, 同时也是为了接近道家的“悟道”, 以达到“道”的境界。
六、总结
我们今天很多时代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道”的缺失, 致使我们陷入迷茫。很多学科流于纷乱的表象而失之于根本, 偏离了事物自身的是其所是, 尤其是很多翻译背离了“道”。
笔者从《道德经》中挖掘传统文化之内涵, 以求获得对翻译学科的启示, 希望有助于翻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在本学科内提出不同的看法是创新, 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翻译并能对翻译作更广阔、更深入的认识, 也是创新。(傅敬民, 2014:8) 我们要有批判精神, 不迷信权威, 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勇于创新。我们需要挖掘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对我们的本土翻译理论构建和完善提出建议。笔者有幸聆听赵彦春教授的传道授业解惑, 在此表示感恩。对于我们的翻译事业, 还需要更多的学者做出更多的贡献, 正如:“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虽有至知, 万人谋之。” (《庄子·外物》)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上海翻译》2019年第2期，侵删。
【作者简介】王智锋, 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王和平, 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 (编审) , 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
排版|刘慧